腊月廿六的公交车只剩六个乘客

腊月廿六早上七点，我从城东坐公交去火车站。平时挤得转不过身的那趟车，那天只上来六个人。卖煎饼的摊子收了，卷帘门拉下一半，露出里面堆着的纸箱。小区门口挂了两排红灯笼，风一吹晃得厉害，底下没人经过。整条街像是被人从中间抽走了一层，空出来的位置清清楚楚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那些关着门的店铺一间间往后滑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那些跟着父母回老家的孩子，这会儿在做什么。

城里的学校一放假就安静了。操场上的白线还在，篮球架底下积着落叶，传达室的老周把电暖器搬到门口，一边烤火一边登记最后几个还没离校的教职工。平时嫌吵的读书声没了，反倒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。教室里的桌椅码得整整齐齐，黑板上留着期末考试的倒计时，数字停在"1"上。我见过放假前最后一天的教室，孩子们把废纸揉成团往垃圾桶里扔，扔不进去就捡起来再扔，嘻嘻哈哈的，谁也没把那个倒计时当回事。等人都走了，那数字就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。

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没有这么空。村里的小学就在祠堂边上，放假了也有一群孩子满山跑，掏鸟窝、摸鱼、在晒谷场上打弹珠。现在的孩子回了老家，多数是抱着手机坐在沙发上，或者被爷爷奶奶领着去走亲戚，大人打牌，小孩在旁边看动画片。教育这件事，在城里是一套系统，有课程表、有作业本、有家长群，回到老家就散了。不是说老家的方式不好，只是这两套东西接不上。孩子在城里学的规矩，到了村里用不上；村里的人情世故，回了城里又显得格格不入。

我有个朋友在小学当老师，她跟我说过一件事。班上有个男孩，平时成绩中等，话不多。寒假结束交上来一篇日记，写他在老家帮爷爷喂猪，猪圈里的味道熏得他睁不开眼，但他每天都去，因为爷爷腿不好。日记写得磕磕绊绊，错别字好几个，但朋友说那是她那个寒假读到的最好的东西。后来她把这篇日记在班上念了，那个男孩脸涨得通红，头低着，但嘴角往上翘。这件事跟考试没关系，跟分数也没关系，但它确实发生了，而且是在教育里发生的。

城空了，学校空了，但孩子没空。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过日子。有的地方有猪圈，有的地方有麻将桌，有的地方只有电视和手机。教育从来不只在教室里发生，它也在猪圈旁边、在走亲戚的路上、在爷爷讲的那些老话里。问题在于，我们认不认这些地方。认了，它们就是课程的一部分；不认，它们就是寒假里的一段空白，等开了学再用两周时间把心收回来。收心这个词本身就说明问题，好像孩子的心原本在别处，得硬拽回来。

公交车到站的时候，上来一个老太太，拎着两袋冻梨。她坐在我前面，把袋子放在脚边，掏出手机打电话，说到了到了，你下来接我。电话那头是她孙子，听声音也就七八岁。老太太挂了电话，自言自语说这孩子一放假就窝在家里打游戏，得拉出来走走。我没接话，但心里想，这大概就是最朴素的教育了。没有课程表，没有教学目标，就是一个奶奶觉得孙子该出门透透气。腊月廿六的风从车门缝里灌进来，冷得人缩脖子，但天很蓝。